烏茲別克洋娃娃

烏茲別克洋娃娃

2010/05/25 10:28:36　瀏覽234｜回應0｜推薦2

烏茲別克洋娃娃 ◎ 顏芳姿 近日媒體報導五名烏茲別克女子在台灣生下金髮碧眼的洋娃娃。烏茲別克的代理孕母出現在台灣，讓我們看到生殖工業的侵入，貧窮政治所產生的全球生殖勞工問題。 生殖醫學的突破難道是為了製造小孩嗎？當醫生與商人合作，跨國地仲介代理孕母給不孕夫婦、同志或者中產階級單身女性，藉此大量生產牟利，醫生心中那把尺的醫學倫理就在這種「交易」的面前淪喪了。網上挑選孕母已經有優生學選種的意味，現在更是為了金髮碧眼的漂亮寶貝，進口烏茲別克的女子來替台灣顧客生小孩。為求生出洋娃娃般完美無瑕的嬰兒，能當成進口生殖勞工的理由嗎？ 除了倫理問題，貧窮政治所產生的全球生殖勞工問題更值得關注。長久以來，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造成弱勢族群的女性變成被壓迫的對象，像是原住民雛妓被當作發洩的身體。全球化的社會更使種種的不平等關係，擴大到跨國政治經濟的不平等，致使貧窮政治出現在糧食、環境、傳染病甚至女人身上。當北歐、美加等國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落在三十六到四十一歲之間，生不出孩子的需求引起生殖工業與仲介等機構的覬覦。 問題是，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為什麼落到必須要替外國人生小孩來維生這步田地？背後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和社會權力的不平等是全世界應該共同探討，共同負起責任的。醫生沒有看到這個責任，反而利用權力和知識使第三世界女性的問題更加惡化。更應該思考：經濟發達國家的低生育率或者不育問題，怎麼是由貧窮國家的女性來承擔？ 醫生不應該只服務有錢人，更要看見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孕症門診醫生不應成為進口或外包生殖勞工的利益共同體，生育的科技更不應服務這些醫學黑道，政府尤其需要在生殖科技的使用和人工生殖法謹慎把關，避免生殖工業和跨國仲介集團對第三世界女性身體的剝削。（作者為國防醫學院助理教授 ） 回應「烏茲別克洋娃娃」 ◎ 陳昭姿 顏芳姿教授的「烏茲別克洋娃娃」一文，讓我重新感受長期推動代理孕母過程中所面臨的制式道德批判。 首先，就人工生殖技術而言，允許代理孕母的國家，原本就有兩種作法─提供子宮代孕，或是同時提供卵子與子宮代孕。後者適用對象例如女性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提供健康的卵子。 其次，未經過性行為、甚至代孕女性與提供精子男性互不接觸所進行的代孕，其爭議性難道會高過婚外情出生案例？況且，台灣出生率已經數年排名世界倒數第一，人民願意生養孩子，又不違背婚姻忠誠，不應視為負面訊息。 對於想要孩子但有子宮與卵子問題的夫妻，同時提供卵子的代孕行為，是唯一救濟方式。此時，如果代孕者來自國外，任務完成後離境，甚至不再往來，對於不孕夫妻未來的感情與家庭關係的穩定，絕對是正面的，可以避免過去被電視連續劇污名化的所謂先生與代理孕母的糾纏。 至於，基於某些條件選擇孕母對象，更沒有理由批評。原本在台灣出生的孩子，每七到八個即有一名是外籍媽媽所生，試問，對於人生重要伴侶或對孩子的父或母親，有誰不曾設下各種有形無形條件，無論是人格特質，經濟能力，家庭背景，或是外貌長相？這些因素當中難道有高低等級之別嗎？ 未經立法卻禁止代孕的衛生署，長期違憲違法，對我國出生率極低要負部分責任，更欠眾多需求者一個道歉。對於想要追求幸福權益的人們，相關當事人你情我願，不需違法或作奸犯科，怎會因為衛生署與部分人士的阻撓而停止期待或努力？ 以代理孕母幫助不孕夫妻早該過關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應該花心力討論的是單身或同性戀者是否可以適用。 （作者長期推動代理孕母解禁） 立報 社論：代理孕母的解放與階級政治 更新時間：2010-05-23 20:55:26 記者∕作者：社論 台灣富商、藥師和醫師聯合雇用烏茲別克女子擔任代理孕母，媒體披露後引起一陣譁然，不過也讓活躍於檯面下的代理孕母市場浮現出來，絕非衛生署長楊志良為了息事寧人而說的「個案」。 撇開道德的意識形態之爭，代理孕母市場之所以可以成形，表示生育和「母職」的分離已漸入人心，單親爸爸、家庭主夫或聘請代理孕母協助生育者等，都是越來越普遍的家庭形式。現實如此，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不孕症的案例增加、離婚率與失業率的提高等，只要不將維持異性戀小家庭作為絕對目標，那麼其帶來的後果，也有「進步」的一面：即負責生育工作的女性，不必然要負擔養育之責，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人生選擇。 其次，對代理孕母最常見的批評，就是將「女性的身體工具化」，或是「物化女性」，但是，工具化之所以會被認為是負面的詞，主要是它將有自主性的人，變成受人操控的工具，且「物化」的本意主要是指對個人自主性的否定，而非身體的工具化使用或曝露。擔任代理孕母的工具化身體，不再是家族血脈傳承之所寄；身體與性也不再是女人生命價值的唯一寄託，而可以被視為主體決定如何使用的東西時，女人才不會因為身體的一時閃失或暫時交付，就覺得必須和某個男人廝守一生或者活在一生的羞愧之中。 由此可知，代理孕母在性別的意義上，可視為一種解放政治，如同其他家務工作，像是烹飪、照顧、整潔、養育等家務工作在歷史上的工具化或商品化，都使一部分的女性得以走出家門，進入職場與公領域。不過，若我們過於樂觀的說這種解放會自動突破階級界線，逐漸下滲而惠及所有女性，那就不免昧於歷史。正如這次烏茲別克代理孕母事件，即可清楚的看到國際分工和階級分化的貧富之別，就算代理孕母合法化或因技術成熟而變得更便宜，也不會使這樣的階級政治有何改變，反而更加鞏固。 因此，不可否認代理孕母──身體的工具化和商品化──具有一定的性別解放意義，只是透過商品化來達成的解放，終難跨越階級的界線；唯有人們能自覺的使用技術，並且以公共化的方式來普及，才能跨越階級的鴻溝。代理孕母所帶來的技術與社會、性別與階級問題的反思，應遠勝於家庭倫理和道德的討論。 ------------------ ------------------ 沒錢又不孕的夫妻可不可以奢求有代理孕母幫他們生個孩子呢？ 或是說，有沒有有錢人願意去當代理孕母呢？ 還是科技應該加緊進步，發明「美麗新世界」裡面的嬰兒培養箱？